最近这段时间，我在梳理以前接触过的一些案件时，一直对一个问题耿耿于怀，很多时候在跟当事人解释“证据不足”这个结论时，总感觉一种挥之不去的无力感。明明法律上说得通，程序上也站得住脚，但面对当事人那双不甘的眼睛，就是觉得哪里不对劲。特别是在如何界定“证据不足”的不利责任究竟该由谁来承担这个问题上，更是非常棘手。 是当事人举证不力？还是制度本身的结构性局限？抑或这只是法治必须付出的代价？ 想来想去，我觉...